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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洪浩、陈虎：《论判决的修辞》，《北大法律评论》（2003）第5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426页。

《南京市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2010修正）第32条规定：城市用水用户有前款（一）、（二）、（三）、（四）项行为，取水量不能计量的，按照取水管道口径适压下流量和实际取水时间或者行业习惯用水时间计算。习惯中所蕴含的原始民主观念，团结平等、互助友爱的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等，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是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的。

在我国，对法律渊源的理解，一般指形式意义上的渊源，主要是各种制定法。如我们进行民法典制定时，就应该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在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民事习惯调查，具体调查、了解和总结民间各方面的民事习惯，以适当认可习惯法，使民法典能够符合社会状况、适应社会需要。习惯为内生规范，具有文化特性。这里的法律、习惯、法理均为正式渊源。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

我国学界一般认为，习惯法是国家特定机关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赋予其法律效力，从而使其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6]应该看到，习惯与国家制定法在法的目标和功能、法的内容、解纷方式等方面具有一些内在的共同性。并且，社科法学者通过与法教义学者展开对话，能够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有助于强化基本共识。

虽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体系化的社科法学，但是不同进路的研究者，仍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学术共同体。(29)参见冯象：《法学院往何处去》，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296页。(31)但就目前来说，重要的不是教育背景，而是做出来的成果。从过去十多年的发展看，中文还使用过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法律社会科学等称谓。

社科法学仍可以称为法学的一种知识传统。(16)参见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例如，《法律和社会科学》在2006年创刊，并已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法学来源集刊(2014-2015)，法律和社会科学年会、讨论会和研习班也相继举办，④具有学术共同体意义的社科法学连线2013年底成立。⑧参见[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社科法学采取怀疑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一切可能存在问题的法律条文保持警惕。但是，法教义学难以处理疑难案件。

⑤这是由来自国内数十所高校的教师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旨在合力组织各种活动。而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的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会促使研究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从德国留学回国或深受德国法传统影响的学者日益增多，法教义学的研究日渐兴盛。(38)参见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页。

See Hersch,Joni and Viscusi,W.Kip,Law and Economics as a Pillar of Legal Education,Review of Law Economics,Vol.8,No.2,2012,pp.487-510. (32)这次会议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法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主办，关于这次研讨会的综述，参见朱晓阳、侯猛编：《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5-410页。法教义学试图将政治问题技术化，从而区分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

二、为什么不再是法社会学 对于法教义学的学者来说，相对于法教义学的概念应该是法社会学，而不是社科法学。社科法学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与法教义学和政法法学也有所不同。

在美国，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经济学和刑事司法领域。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而法律人类学研究，则是在参与观察、理解他者的过程中，考察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比较注重人文的阐释，如吉尔茨对巴厘岛人法律意识的研究，(18)甚至为了更好地阐释因果关系，也发展出人类学上的延伸个案研究方法。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套用美国的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研究来理解国内的社科法学研究，而是需要在了解现有中国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解。不论是批评还是对话，都是四个字对四个字。(27)参见[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交换中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76页。

②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但是，这并不是说社科法学只是自娱自乐，实际上社科法学最终还是要走向世俗化，面向实践问题。

实际上，从事社科法学的研究者，与法教义学者分享基本的法律概念和逻辑，并且将法律规范文本当作讨论问题的前提或背景。(36)参见苏力：《法律人思维?》，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4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9-469页。

当然，这些学者即便是在同一领域，研究进路和风格差异也仍然很大，有时观点甚至完全对立。这也是传统法社会学向现代社科法学转向的标志，或许构成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

⑧此外，从知识谱系看，法社会学是西方法理学的三大分支之一。①虽然法教义学者特别是来自部门法的法教义学者，对社科法学采取相当克制或友善的态度，教义学的主张无意排斥其他的法学研究进路，②但是在中国法学的知识竞争格局中，社科法学者多少感受到了来自法教义学的挑战。例如，张五常称赞科斯最出色的研究是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个案研究，(22)而这一研究为其随后写作《社会成本问题》奠定基础。学生在分析一般性的具体案例时，需要借助法教义学的这套形式推理的思维技术。

(15) (三)注重解释因果关系 法教义学关心如何解决法律问题，如何运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来解决法律问题。这与法教义学针锋相对。

相对来说，社科法学重在解释因果关系，能够对法律政策进行评估。(21)参见唐应茂、盛柳刚：《民商事执行程序中的双高现象》，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需要说明的是，社科法学内部不同的研究进路，对于后果的考虑会有所不同。(11)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19)See Michael Burawoy,The Extended Case Method,Sociological Theory,Vol.16,No.1,1998,pp.4-33. (20)例如，白建军：《从中国犯罪率资料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⑥参见侯猛：《社科法学的跨界格局与实证前景》，《法学》2013年第4期。一般来说，社科法学研究区别于以法条为核心的传统法学研究，同时，与在法学院之外的其他从事法律研究(他们大多受到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也有较大差异。⑤这意味着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法律社会学者、法律经济学者、法律人类学者以及其他跨领域社科法学者的跨界对话格局已经形成。

社科法学通过后果分析，来展现出对法律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以及知识竞争力。(33)参见高丙中：《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培育扎实的民族志基本功》，《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

(37)参见缪因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两峰下的平原：来自金融法的视角》，载《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会议文集》，武汉，2014年，第92页。⑩参见贺欣：《转型中国背景下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载《北大法律评论》第7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6页。

(12)See Xin He,Black Hole of Responsibility:The Adjudication Committee's Role in a Chinese Court,Law and Society Review,2012,Vo.42,No.4,pp.681-712. (13)李忠夏：《基本权利教义学中的价值判断——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视角》，载《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会议文集》，武汉，2014年，第3页。其理由在于构成范式大致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科学经典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